“在汶川、雅安地震后，震區(qū)群眾總結了一條‘經驗’——‘防火防盜防心理救援’。我希望，未來這樣的‘經驗’不會再有。”1日，長沙，國家衛(wèi)健委“突發(fā)事件心理危機干預培訓班”上，國家緊急醫(yī)學救援隊副隊長、中南大學湘雅二醫(yī)院醫(yī)生華頌文向記者如是說。
近年來，頻繁發(fā)生的災難性事件給公共安全和公眾健康帶來重大威脅。除了軀體上“硬傷”，還有一種難治愈的“疾病”，即重大災害對受災群眾、救助人員和普通社會公眾帶來的心理創(chuàng)傷，和有可能形成的創(chuàng)傷后應激障礙、抑郁癥、自殺等潛在高風險。據世衛(wèi)組織調查數據，重大災害事件發(fā)生后，30%—50%的人會出現中度至重度心理失調。在災難發(fā)生一年內，20%的人可能出現嚴重心理疾病。這些，必須通過恰當的心理干預“治療”。
心理干預如此重要，受災群眾為何如此防火防盜般的防“心理救援”?華頌文解釋，往往第一批心理救援人員到了，告訴受災群眾要堅強，不要哭泣。前腳剛走，第二批心理救援人員一來，則告訴受災群眾要哭出來，進行情緒釋放……“這是因為沒有統一的心理救助標準流程和評估體系。心理救助不只是醫(yī)生和心理專家的事。它涉及軍警、消防、救援隊、志愿者、科研機構等所有救助人員，必須有效整合力量、統一部署，才能保證心理救援的嚴肅性、正規(guī)性、延續(xù)性。”他也補充，不同批次心理救援人員的說法“矛盾”，還在于沒接受專業(yè)救援的培訓。救援人員出現在受災者面前，就已開始接觸心理救援。因此，即使是非心理救援專業(yè)的救援人員，也需進行標準化培訓。
中國民間專業(yè)救援公益組織——岳陽市藍天救援隊隊員陳玲玲對此表示了肯定。她稱，救援隊都知道心理救援的重要性，但作為志愿者組織，這方面人才往往“可遇而不可求”。“心理救援的對象，也包括救援人員自身。他們也會因遇到生命危險、遭遇過于恐怖的場景或沒能成功救助他人等原因，而引起強烈心理創(chuàng)傷。救人的同時實現‘自救’，也需考慮和加強。”
“身體損害可‘估算’，心理傷害不可‘估計’。你可以注意到，從災害第一現場走出的人們，無論是救助者還是救助對象，都不愿深度回憶災難。我國心理救援發(fā)端于1994年克拉瑪依大火事件。而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，我國開始了心理救援體系的系統性研究。”華頌文說。
“沒有心理救援的救災，是不完整的救災。災難中缺乏基本心理支持，會導致心理障礙幾率大增。災后繼發(fā)性的社會心理危機，往往導致民眾‘次生心理傷害’，容易成為影響社會穩(wěn)定的心理風險源。缺乏對突發(fā)事件的心理應激準備，也會直接導致救援能力下降，無法高效救援。”國家緊急醫(yī)學救援隊隊長、中南大學湘雅二醫(yī)院院長助理肖濤教授說。
肖濤率團先后參與了汶川和雅安地震的現場救援。他回憶，2008年，救援隊第一次面對同時多達50位來自震中重災區(qū)群眾的救助任務時，經過2個多月摸索，才形成了初步的“軀體—心理一體化救治模式”。
“事實上，對心理救援的研究探索永遠在路上。”肖濤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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